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“缶宝”与“尒宝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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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“缶宝”与“尒宝”

在国内有关四川开铸银币的中文论述里, 通常是只说:光绪年间铸有“四川省造光绪元宝” 两种, 一种正面光绪元宝的宝字从“缶”, 人称“缶宝”, 乃初之试制样币。另一种光绪元宝的宝字作简写“尒”,俗称“尒宝”, 为后来之量产行用品, 有多种版式。诸多著述对于两者产制年度与发行状况均未特别予以说明, 故常使人以为自光绪二十四年起, 四川省造之光绪元宝便流通于市面。
四川设局开铸银元之沿革


有关成都造币厂筹建经过, 一般皆引述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, 兹节录其内容如下:“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 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元局。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局内, 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六月厂房落成, 洋匠艾文澜、强必尔送机器到。次年六月, 奉旨将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, 川厂因而停止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 川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, 求邻靡易为由, 奏准后重新复设。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,于十月开局专铸七二银元。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, 专司行销回换事宜。”

中国近代钱币大师美籍奥人耿爱德《中国币图说汇考》内, 对四川设局开铸银元经过的说明, 与前述相符合, 但指出钢模来源是费城造币厂, 在水运途中遇险与机器同遭江水浸泡受损, 故虽有全套五组模具, 仅能搜集其中之三种钱币。耿氏再根据《海关十年报告书》中对四川银元通行时间之记录:“至1901年底为止, 连一枚也未曾见到”, 判定其即“缶宝”, 制成年份为1898年;并认定“尒宝” 大头龙为二度开办时所制, 列为1901年, 小头龙为后续版本, 列为1902年。

“缶宝” 与“尒宝”
将“缶宝” 认定为样币, 以实况来看是无争议的;而其出处, 在早期看法并不明确。民国二十八年, 蒋仲川所著之《中国金银镍币图说》收录有“缶宝” 画像, 寥寥不足百字的简短说明:“仅得到一元、五角、二角三种, 其余两种尚无从搜罗, 是为憾事”, 并未论及出处时地。十年后在施嘉干编之《中国近代铸币汇考》, 注明是“成都厂试铸币”。

近期之张璜《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》则认为“可能在英国所造”。台北鸿禧美术馆出版之《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》, 除指出系委托英国造币厂代雕, 尚说明藏品“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”。以目前所见之“缶宝”照片, 此币均图文清晰、制工精美, 不知何以未被采纳? 但因存世量“市上绝少仅有”(蒋氏用语), 显然根本没有生产, 故以样币视之未有争论。

“尒宝” 则版式繁多, 主要为龙头大小及形状有别, 细分则尚可在龙头刺、龙须、龙腿鳞、文字、花星等几处找到差异, 部分制作相当粗糙, 更有的英文字母倒错。因属常见流通币, 其来龙去脉得不到藏家的重视,通常皆认为此币原模是成都厂刻制。

在英文《世界钱币目录》(WorldCoins)中, 对四川部分其记载为: “四川造币厂, 机器购自美国新泽西, 模具制于费城。于1898年开工, 运转数月后关闭, 1901年再启用。现在已无疑问, 编号Y#234 ～ 238(按: “尒宝” 小头龙)为此厂批制品,此与耿爱德著述之顺序不同。” 其所列四川光绪元宝量制品之时间为1898年及1901 ～ 1908年(光绪二十四年及二十七～ 三十四年)。

与中文书籍资料对照, 这段叙述在时间点上一致, 但对币模出处与铸期却有出入。《世界钱币目录》在编辑中国钱币方面有很多部分是参考耿氏之《中国币图说汇考》, 又以何为依据来推翻耿氏论断, 认定当初开局时即为“尒宝” 呢?


中国银元大珍之四川省造光绪“缶宝”

四川光绪“尒宝”之铜样币，刻工十分精美，除省名外与广东版完全相同

试制之“光绪通宝”新式制钱，疑因背面满文“宝川”刻成工部“宝源”而全数回炉熔毁未采用
关于“尒宝” 之结论
1.四川银元局开工时机器设备购自美国。

2.试铸币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, 为仿广东龙银形制“尒宝” 小头龙:原模具因船运事故遭水浸泡锈蚀, 虽曾试车成功但首度开局后能否量产存疑, 流通范围亦极其有限。

3.模具损坏须替补, 所谓防伪效果只是说说而已, 待料是随后未量产原因之一。造币程序之操作熟练度、机器是否因曾受损而致使其容易故障及当地无机具润滑用油等,可能也有影响。加上商民使用率低, 无迫切需求, 故在奉旨停办前无铸额可言并不意外。

4.再度开办后, 钢模复制技巧低, 故须不断重新刻制, 导致版式杂多, 制品质量无法与粤鄂等局相比。

5.《世界钱币目录》有关“尒宝” 制造日期记载合逻辑, 惟现存世者应视为光绪二十七～三十四年间所制。

6.耿氏虽也参考海关报告书, 但在资料不完整情形下, 误将“缶宝” 当成是费城造币厂制, 推测因浸水锈损报废、可能只试铸出三种。并以“尒宝” 大头龙较, 判定是复工后先发行之版本。事实上, 小头龙才是初期制品。

7.川民因习用银锭, 银元之通行并非没有阻力, 情况与沿海地区大不相同。四川省造之光绪“尒宝”, 钢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雕刻, 这是中国龙银里极罕有的例子。据统计成都造币厂在光绪年间, 一元主币之总产量约648 万枚, 其各年实额为:光绪二十七及二十八年合计140万枚、二十九年78万枚、三十年32万枚、三十一年22万枚、三十二年108万枚、三十三年149万枚、三十四年118万枚, 其制额先盛后衰再逐渐增加, 与海关报告书之“初期时并不成功” 相符。其产量低(22 万枚)与高(149万枚)相比差距近七倍, 显然是供需问题而非产能之故, 因此开办时若乏人问津极有可能悉数回炉销毁改铸川锭。

神出鬼没的“缶宝”
虽然于中文书籍资料内, 已有“缶宝”来自英国的说法, 可惜没有注明消息来源与指名道姓地说出购自何人, 使本有将事实公诸于世的机会错失, 否则泉界不仅可确定出处, 更可知道雕刻师姓名。中国钱币能找出是那位雕刻师手笔的, 。

在1981 年, 由史威尼(JamesSweeny)著作的《伯明翰造币厂史》出版, 其书后图录中有枚“缶宝” 一钱四分四厘。作者说明:“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中, 虽存有此币,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其为该厂出品。” 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, 史氏并未锦上添花地断定其为该厂所制, 致使我们无法自国外资料来将此事划上句点, 乃美中不足之处。

从有限的文献中, 我们大致可以肯定“缶宝” 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作品, 但仍无法确认年代, 当然可能的还是见诸于报章的1896年, 至于为何无疾而终, 就只能随人猜测了, 或许是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”。曾有人以其花星与湖北光绪元宝相似, 怀疑系湖北银元局所作;这观点没有证据, 伯明翰造币厂除了承制广东光绪元宝(1888年)钢模外, 已知的包括江南(1896 年)、陕西(1898 年)、湖南(1898 年)、浙江(1902年)等省之光绪元宝。而伯明翰厂档案显示1898年有湖北光绪元宝钢模四组(缺三分六厘)之订单, 故两者神态相近是可理解的。

只是史氏无法确定藏品室中存有之七钱二分与三钱六分币, 是于伯明翰厂内所制或是在湖北试车完成后送回。莱氏以“缶宝” 工艺, 认为或许是于增设铜元局时, 其机器模具来自日本, 而将大坂造币厂列入可能性之一。但若两人得知“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”, 恐怕也必定同意此币出自伯明翰造币厂。

“缶宝” 在正面字体与“尒宝” 不同,背面蟠龙亦有明显差异, 除有火焰外龙身扭转, 龙爪侧之卷云也与众不同。传世者原先仅见七钱二分、三钱六分币及一钱四分四厘三种, 在1994年时大陆出现七分二厘及三分六厘, 历经将近总算凑成全套。

生产造币机器的工厂———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FerracuteMachineCompany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位置距离费城造币厂不远, 该厂造币机器即为其供应。在1896年时, 中国透过在上海的茂生洋行(AmericanTradingCompany), 向汉立克纳浦厂访价, 内容是三座造币厂, 两座是生产新式制钱的铜币制造厂, 分别设置于武昌及成都, 产能分别是每日三十万枚与二十五万枚;另一座是银币制造厂, 产能则是每日十五万枚, 地点是成都。

中方设厂此案是向各界询价, 汉立克纳浦厂档案室并未留存其合约价格, 但却有一未指明之德国竞争者的估价单, 注明在汉堡交货价为“3560英镑”, 以当时汇率换算约美金17000元, 该厂报价显然低于此金额。(按:约纹银二万五千两)得标者须负责全套有关设备, 因此汉立克纳浦厂除了印花机、冲饼机、冲孔机、制模机外均必定要向其他厂商购置, 包括溶炉、退火炉、浇铸炉、轧片机、锅炉、传动配备以及一座维修车间来支援工厂的日常运作。

汉立克纳浦厂可能只制作了冲饼模具, 因为印花币模须极特别之技术, 非该厂所擅长。而冲孔机及模具也要能打方孔或圆孔, 并能压出新式制钱方孔周边与币外缘凸出部份。

机器在1897年初完成, 并于3月22日试车,费城造币厂也派代表至现场观礼, 这是汉立克纳浦厂销售设备至外国, 全部机具于试车完成后即装箱运出。